罗亚杰、涂涛涛、郑裕璇：基于WITS-SMART模型的中国大豆进口关税调整策略研究【转】

罗亚杰、涂涛涛、郑裕璇，基于WITS-SMART模型的中国大豆进口关税调整策略研究，《大豆科学》2019，38（5）：793-8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50309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461010701）；中国国家留学基金（201806765037）。

第一作者简介：罗亚杰（1997-），男，本科生，主要从事国际农产品贸易研究。E-mail:[e-mail]。

通讯作者：涂涛涛（1981-），男，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研究。E-mail:[e-mail]。

摘  要：为了弥补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中国大豆进口缺口，本文利用WITS-SMART模型和HS 6分位数据，模拟了5种情景下中国对不同来源国实施大豆进口关税削减的经济效应。通过对关税削减程度的分析（场景1、2和3对比）发现，随着关税的逐渐下降，中国对所有来源国的大豆进口都将增加，且对出口大豆规模较小国家（如加拿大、俄罗斯、乌拉圭等）的进口增长率要大于规模较大国家。若对大豆出口中国规模较大的国家（如巴西）削减大豆关税，虽然中国福利水平会提高，但同时会面临巨额关税损失；通过对产品差异和进口依存度的研究（场景4对比场景1）发现，进口依存度越高，实施关税削减时贸易转移效应越小；考虑到价格效应即寡头可能会影响世界市场大豆价格（场景5对比场景4）后发现，对寡头削减关税会导致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和进口增长率的下降，关税政策效果会打折扣。因此，对巴西、阿根廷两国短期内暂不考虑实施关税削减，而针对加拿大、俄罗斯等大豆出口中国规模较小国家，应加快实施零关税。本研究为保障中国大豆供给稳定和构建大豆进口多元化格局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键词：贸易摩擦；大豆进口；关税削减；局部均衡；WITS-SMART模型

近年来，随着中国食用油及蛋白饲料需求的增加，大豆消费需求增长也随之加快。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大豆消费和进口大国，2016年大豆进口量占全球大豆出口总量60%左右。其中，中国大豆进口的主要来源国是巴西、美国和阿根廷，长期以来中国从这3个国家的大豆进口额占其大豆进口总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90%以上。

自2018年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以贸易逆差为由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在积极谈判的同时不得不予以反击，而大豆作为较早被裹挟进贸易摩擦的商品，备受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美国大豆进口成本增加，美国对华大豆出口销售总量大幅减少。若我国对美国大豆加25%进口关税，将使得美国大豆进口成本增加700~800元·t^-1，比巴西大豆高300元·t。高成本使得中国减少美国大豆进口，截止2019年5月31日，美国对华大豆出口销售总量同比减少53.0%^[2]。其二是其他国家大豆对中国出口量增加但短期内中国大豆进口缺口难补。2018年前10个月我国大豆进口量为7 693万t，其中，巴西大豆进口量约占中国大豆进口量的83%^[3]。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俄罗斯对华出口大豆达到创纪录的80万t，这一出口量是2016至2017年同期的2.5倍^[4]。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出口大豆到中国3 100万t，即中国有三分之一的进口大豆依赖于美国市场。贸易摩擦后其他国家出口到中国的大豆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转口贸易，换言之，美国的主体货源地位实际上没有发生改变。其三是国内实施大豆振兴计划，但在短期内国内自给水平很难有较大提升。贸易摩擦后，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大豆振兴计划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中国将扩大东北、黄淮海和西南地区大豆种植面积，力争到2020年大豆种植面积达到933万hm²，大豆自给水平提高1%。虽然国家一系列政策补贴、科技投入有助于提高国产大豆单产水平和种植收益，但2017年中国国产大豆平均单产1853 kg·hm^-2，总产量1 528万 t。按照中国大豆自给水平的增长速度，短期内很难满足每年国内超过1亿t的大豆需求量。同时，限于耕地红线和较弱的生产比较优势，国产大豆供给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只能通过进口来弥补缺口^[5]。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短期内国内大豆消费仍然需要依赖进口。特别是经历过贸易摩擦之后，中国需要积极多元化大豆的进口来源，通过分散风险来确保大豆供给充足。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6月26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实施《〈亚洲-太平洋贸易协定〉第二修正案》协定税率的通知”，决定自2018年7月1日起，对原产于孟加拉国、印度、老挝、韩国、斯里兰卡的进口货物适用该修正案协定税率。其中，对大豆的进口关税从3%下调至0^[6]。短期来看，对进口来源国削减大豆进口关税有助于扩大其对华大豆出口量（转口贸易），缓解中国大豆的进口缺口；长期来看，关税降低有助于刺激这些国家积极增加大豆种植面积，这有助于中国构建大豆进口多元化格局，同时提高贸易双方的总体福利水平。既然中国对亚太五国实施大豆进口零关税，那么，是否需要考虑对以巴西为首的其他大豆进口来源国削减大豆关税？同时，对哪些国家削减大豆进口关税更为合适？关税削减的程度如何？这样做又会带来怎样的经济效应？本研究拟通过模拟中国大豆进口关税削减的不同情景来回答上述问题。

研究方法方面，关于关税政策经济效应的分析多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例如，采用CGE模型，学者们探讨了各类自贸协定的经济效应。具体而言，赵金龙等分析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3国国内生产总值、福利（EV）、外贸进出口、贸易条件等的经济影响^[7]；赵亮和穆月英分析了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中国农业的影响^[8]；董婉璐等分析了中国在2010年对非洲26个最不发达国家减免进口关税的经济影响^[9]；丛晓男分析了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壁垒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10]；涂涛涛和马强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国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福利效应的影响^[11]；陈虹等模拟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12]；许培源和朱金芸评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潜在影响^[13]。此外，学者们采用CGE模型分析了贸易摩擦的经济效应。如涂涛涛基于CGE模型，分析了发达国家实现农产品技术贸易壁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14]；崔连标等采用多区域CGE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影响展开了量化评估^[15]。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清楚解释存在于家庭、企业、政府、外部经济等主体间的交互联系，但该方法只能对大类部门进行分析，从而可能导致同一产业内的产品出现数据归并偏差^[16]。而局部均衡模型能在高度细分数据基础上讨论多个特定的产业，从而规避数据归并偏差问题。例如，杜威剑和李梦洁运用局部均衡模型从BEC 产品分类维度模拟分析了不同的关税策略下，中日韩自贸区建立后不同性质产品的贸易效应以及对本国所带来的经济效应^[17]。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拟采用局部均衡分析工具SMART模型，讨论中国对大豆进口关税削减的经济效应。单边市场局部均衡分析工具SMART（Single MarketPartial Equilibrium Stimulation Tool）由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等联合开发，因其基于WITS数据库，故可对商品种类进行高度细分。这种高分位数据的分析能够给具体部门提供可行的政策参考，近年来得到不少国内外学者的青睐，如Kumar和Ahmed根据SMART模型研究了1975~2010年间印度和孟加拉国的产业内贸易增长与模式^[18]；Ahmed利用SMART模型研究了印度韩国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Arrangement）的潜在经济效应^[19]。SMART模型除了可以分析关税和福利效应，还可用来度量政策对具体产业的冲击。例如，彭支伟和张伯伟通过模拟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推进，发现三国农业部门、日本和韩国的纺织品部门以及中国的汽车部门将受到其他两国明显的冲击^[20]。

综上，本文拟利用局部均衡分析工具WITS-SMART模拟中国对不同进口来源国削减大豆关税的情景，分析这样做带来的贸易、关税及福利效应，从而为中国构建大豆进口多元化格局、保障大豆供给稳定提供政策依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相对于只能对大类部门进行分析，可能会出现同一产业产品加总归并性偏差的一般均衡模型，局部均衡模型能够在对数据要求不高的条件下，对具体的细分部门进行分析。同时，建立在高分位贸易数据上的研究结论和建议更具有针对性。

1       SMART模型理论基础介绍

为了比较不同关税削减情景的经济效应，本文采用以下四类指标进行度量。其一是贸易效应，包括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和进口增长率。通过上述指标，可以分析关税削减对于来源国大豆贸易的影响。其二是关税效应，具体包括关税税率和关税收入的变化。其三是福利效应。福利变化即关税削减前后消费者剩余和税收的变化之和，其经常作为FTA经济效应研究的重要指标。最后是价格效应。由于国际大豆市场格局呈寡占结构，考虑到对贸易大国削减关税可能引起的国际大豆价格变动，价格效应的分析更符合现实情景。

1.1   贸易效应

SMART模型通过汇报一系列指标值来研究贸易效应，具体而言，它可以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来显示贸易流的变化。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维纳（Viner J）提出^[21]，它至今仍是分析自贸区关税同盟的有效工具。假设有C国（China）、F特惠国（Favored nation）、R国三个国家。当C国削减对F国的大豆进口关税后，相比R国大豆，F国的大豆价格更加便宜，从而在总支出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刺激C国从F国进口更多的大豆，这就是所谓的贸易创造效应。同时，由于F国大豆价格更加便宜，C国将原本从R国进口的大豆部分或全部份额转至F国，减少对R国的大豆进口，从而产生了贸易转移效应。

1.2   关税与福利效应

1.3   价格效应

SMART模型假定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参与国作为价格的接受者，无法对世界价格产生影响。此时，出口供给弹性无穷大，SMART模型默认其出口供给弹性为99。然而，现实中的大豆国际市场并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就意味着贸易大国可以通过影响世界市场价格来产生价格效应。即当关税削减引起需求上升时，大豆的价格会上涨。价格和贸易创造、贸易转移效应一样都是贸易总效应的一部分，不同的是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进口量变化的度量，而价格效应是因更高价格导致的而非实际进口量扩大造成的进口额的额外增加。

2       关税削减情景设计

2.1   关税削减对象的确定

出于数据限制，模拟分析在2016年WITS数据库大豆贸易数据基础上进行。由于SMART模型的估计是静态的、一次性的，并且2018年之前中国大豆进口结构基本固定，因此这样做并不会显著地影响模拟结果及研究结论。

以2016年为例，中国最主要的大豆进口来源国分别是巴西、美国和阿根廷，对其大豆进口额分别为155.52、137.64和32.31亿美元，占中国大豆总进口额比重分别为45.77%、40.50%和9.51%（表1）。长期以来，这三个国家大豆占中国大豆进口额比重一直维持在90%以上，2016年这一数字高达95.78%。简言之，我国对这三个国家大豆具有较大程度的依赖。此外，中国也从乌拉圭、加拿大、俄罗斯等国进口部分大豆，但进口额仅占进口总额的4%左右，且进口量有限。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按照贸易比重大小来确定关税削减研究对象，即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加拿大、俄罗斯。由于本文研究中国寻求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大豆进口应对策略，故不考虑将美国放入关税削减情景。乌克兰等由于贸易量很小，合并到一起作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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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情景参数设定

本文试图通过改变参数设置五个不同的情景，具体情景设置目的分别为：中国考虑对除美国之外的大豆进口来源国实施关税特惠，这么做会带来怎样的经济效应（基准情景）？关税削减的程度为多少是合适的（情景2和情景3）？考虑到对来源国的大豆进口依存度不同后又该如何做出选择（情景4）？考虑到价格效应即对寡头增加进口，大豆国际市场价格可能会被抬高，这种情况下中国又将如何决策（情景5）？

一般情况下运用SMART模型进行分析需要满足以下三点假设条件：1.价格接受者假定，即世界市场价格是给定的，所有的国家出口弹性曲线水平，且均是价格的接受者。2.阿明顿假定^[22]。该假定是指从不同的国家进口的产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所以在不同模拟情景下商品替代弹性需根据情况自行设定。3.世界市场完全竞争，各出口国出口弹性无穷大，在SMART分析工具中出口弹性默认值为99（如果研究对象贸易规模大可以改变此参数值以研究价格效应）。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对不同情景的参数进行设定和校准，进口弹性由SMART分析工具内嵌的算法估计得出^[23]，默认值为1.5。除了假定中提到的阿明顿替代弹性、出口弹性外，还需要设定不同的关税减让幅度，这里引入瑞士公式（Swiss Formula）来计算和确定关税减让幅度。

2.2.1           不同关税削减程度（情景1、2、3）

如表2所列示，入世之前，中国采取较高的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大豆产业，加权平均关税维持在114%。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严格遵守协议，大豆的进口关税从之前的114%降至2.4%并长期保持在这样的低关税率水平上。到了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进一步下调大豆进口关税率以刺激进口，加权税率调整至2%。2011年以来，大豆进口关税为3%。中国对巴西、美国、阿根廷、俄罗斯、加拿大、乌拉圭等国家征收的大豆关税率与世界加权平均关税水平基本保持一致。但是中国对智利大豆的进口关税与其他国家不同，一直保持较低水平。这是由于2006年中智自贸协定正式实施，到了2014年，中智实现了大豆进口零关税。其他国家如韩国等，由于和中国大豆贸易时断时续，故不列出。同时，这些国家某些年份向中国出口大豆贸易量很小，一般无关税壁垒。

基于上述现实数据，基准情景参数设置采用SMART分析工具默认值，即将Armington替代弹性设为1.5，瑞士公式a值设为0.16，出口弹性值设为99。与基准情景相比，情景2和情景3分别调整了关税减让系数a值。其中，情景2中关税削减至一半，情景3中关税削减为零。

2.2.2           进口依存度的影响（情景4）

事实上，南美大豆产量高、成本低、蛋白含量和出油率高。因此，与加拿大等其余国家相比，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更具差异性。同时，一直以来巴西、阿根廷作为中国大豆进口两大主要来源国，中国对其大豆进口依存度高，这就可能会影响中国对其削减大豆进口关税的经济效应。

Armington替代弹性的大小衡量了进口商品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对国内产品进行替代，故可以用来度量某种商品的进口依存度。具体来说，Armington替代弹性较小时，国内外相对价格大小变动引起进口量的变化较小，就可以认为国内对这种产品进口依存度较大，国外这种商品具备差异性。

在情景1中，所有国家Amington替代弹性均为1.5，且默认中国对这些国家进口依存度相同。然而，现实中并非如此。故相对情景1，在情景4中将巴西和阿根廷大豆的Armington替代弹性值由1.5降低为1，其余国家由1.5增加为3，以此来分析大豆进口依存度变化的影响。

2.2.3           对寡头削减关税的价格效应（情景5）

上文提到SMART模型其中一个假设就是世界市场完全竞争假定，认为各出口国出口弹性无穷大，而现实情况是2004年之后，我国大豆供给市场进入了Stackelberg均衡，主要表现为寡头垄断^[24]。

根据2016年度全球粮食市场概述，世界大豆产量为3.3亿t。其中，美国1.17亿t，巴西1.04亿t。世界主要的大豆出口国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三个国家的大豆出口量占世界大豆出口量的80％以上。由此可见，美国、巴西、阿根廷作为大豆出口市场的寡头，势必会影响国际市场上大豆的价格。因此，相对情景4，在情景5中将巴西和阿根廷出口弹性值设为3和5，从而分析价格效应的影响。表3对五种不同情景的参数设置作出了列示。

3       模拟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关税削减程度

情景1、2和3唯一的区别在于关税削减程度的不同。如表4所示，情景1中中国大豆进口加权平均关税减少为2.53%，情景2是关税削减一半的情形，加权平均关税变为1.5%，情景3是实现零关税的情景，即中国对进口国没有大豆关税壁垒。

从进口贸易增长角度来看（表4），情景1和情景2中所有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2%和3.23%，当关税削减为0时平均增长率达到6.41%，可以认为进口增长率随着关税削减程度的提高而快速增加。具体来看，三个情景中中国对巴西的进口增长率分别为0.84%、2.66%和5.32%，均明显小于对其余国家的进口增长率。这可能是由于出口规模导致的，巴西对中国大豆出口规模已经十分巨大，相对而言，贸易小国更具备增长潜力。

贸易效应方面，从表5可以看到按照三个不同情景实施大豆关税减让后，中国对巴西的大豆进口贸易创造效应均高于贸易转移效应。对阿根廷、加拿大、乌拉圭、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则相反，贸易创造效应小于转移效应。巴西作为中国大豆进口最主要的来源国，贸易额巨大，而阿根廷等国家对中国大豆出口规模相对较小。中国对这两类国家实施关税削减得到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相对大小结果相反。这表明，对于大豆出口中国规模较大的国家来说，削减关税带来的贸易规模扩大是由于贸易潜力的挖掘^[25]，也就是说关税下降后中国国内对其大豆产品消费需求扩大；而对于那些大豆出口额相对较小国家来说，对其进行大豆进口关税削减后，中国对其进口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相对价格变得便宜，进而增加从这类国家的大豆进口，以替代从其他国家的大豆进口。

由表6可以看出，对巴西削减关税我国福利增加最多，为1 921.85千美元，但是其中关税收入损失也是最多的，达到 36 131.4千美元。这是由于巴西是我国第一大大豆进口来源国，大豆贸易额巨大所致。相反，对除巴西外其余国家削减关税造成的关税收入损失相对较小。总体而言，关税减让幅度越大，福利增加越多，但其中关税收入的减少幅度也越大。特别是实行零关税后，关税减少额和福利增加额均达到最大值，其中对巴西的关税损失和福利增加额最高。尽管局部均衡分析可能会低估关税减让导致的福利效应，但对巴西削减关税会造成巨额关税收入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中国近期对巴西大豆削减关税积极性不足的部分原因。

3.2   进口依存度的影响

表7对比了情景1和情景4的贸易效应情况。可以看到，相对情景1，中国对进口来源国的贸易创造效应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中国对巴西和阿根廷的进口贸易转移均发生了下降。以巴西为例，中国对其Armington替代弹性为1.5时，贸易转移为58233.33千美元，而替代弹性在情景4中改为1时，贸易转移为减少为38 831.86千美元。这说明，中国对巴西大豆进口依存度越高，那么即使削减关税使得巴西大豆相对价格下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贸易转移。同时中国对巴西的进口增长率也从0.8%（情景1）降低为0.68%（情景4），说明进口依赖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关税政策的刺激作用。因此，对巴西、阿根廷这些中国本来进口依赖程度就大的国家进行关税削减会降低政策实施效果。将加拿大等国家Armington替代弹性增大为3之后，产生了和巴西、阿根廷相反的结果。这更说明了关税政策应该针对那些大豆产品差异化相对较小，中国对其进口依存度相对不高的国家实施，以避免关税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同时还能进一步刺激对这类国家的大豆进口增长。

表8对比了情景1和4的关税和福利变化，可以发现单独改变阿明顿弹性值（情景4）不会影响关税减让后实施的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率、关税收入和福利效应。这从侧面证明了情景1-3中削减关税导致的关税收入变化和福利效应结果是稳健的。

3.3   对寡头削减关税的价格效应

如表9所示，相对情景4，巴西和阿根廷的价格效应从0分别增加为26 797 230和4 597 130美元，而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均有明显不同程度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情景5中计算的实际增长率（剔除价格效应后）明显小于情景4中的进口增长率。可见，对寡头大豆需求的增加导致价格上涨进而降低了实际的进口增长率，这也将成为对寡头削减大豆进口关税的阻力。

如表10所示，关税及福利变化方面，出口弹性值的变化并没有引起关税税率的变化，也没有导致明显的关税收入和福利变化。这同样也说明了情景1-3中对来源国关税削减，中国的关税收入和福利效应结果是稳健的。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在相同5个情景下用美国大豆出口中国数据进行分析。美国作为中国大豆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大豆竞争力和巴西大豆相似，对中国大豆出口额和巴西接近。基于此，在上述5种情景下将对美国设定和巴西同样的参数，得到的模拟结果如表11和表12所示。

在只改变关税削减系数a的情况下（情景1、2和3），中国对美国大豆进口增长率小于对大豆出口规模较小国家的进口增长率，同时在这三个场景中对美国贸易创造效应均大于贸易转移效应。同样，关于进口依存度（情景4），可以发现改变Armington弹性后中国对美国贸易转移效应降低。这说明中国对美国大豆进口依存度越高，即使削减关税使得美国大豆相对价格下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贸易转移。至于对寡头削减关税（情景5），可以看到中国对美大豆进口增长率明显减小，关税收入和福利效应几乎不变。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在所有情景下对美国和巴西的模拟结果高度一致，由此可以认为关税削减程度、进口依存度和对寡头削减关税等分析中相关结论均是稳健的。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以中国现有的大豆进口贸易结构和关税数据为基础，在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利用SMART分析工具和HS 6分位数据模拟不同关税削减情景下中国的贸易、关税和福利变化，实证结果显示：

（1）中国对大豆出口规模较大国家削减关税的贸易转移效应大于贸易创造效应。此时，中国总体福利水平会增加，但会面临较大的关税损失。相反，对于大豆出口中国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如俄罗斯、加拿大、乌拉圭等）削减大豆关税后中国关税收入损失额较小，同时进口增长潜力大。

（2）中国对某国大豆进口依存度越高，对该国实施关税削减得到的进口增长率越低。因此，对于那些长期以来中国对其大豆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关税削减政策的效果会打折扣。

（3）对寡头削减关税将导致大豆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同时还会引发关税削减政策效率损失，具体体现在贸易创造、贸易转移和进口增长率的下降。

4.2   建议

（1）在大豆关税削减对象的选取上，应优先考虑对中国大豆出口规模较小国家。对出口中国大豆额较小的国家（加拿大、俄罗斯、乌拉圭等）考虑实施关税削减甚至零关税，这样不仅不会面临巨额关税收入损失，还可以多元化进口渠道以分散风险，增加福利，促进这些国家国内农产品生产种植结构转型、扩大大豆产量。同时还可以为自贸区建立和区域经贸一体化做铺垫。

（2）对于中国对其大豆进口依存度较大且在世界大豆出口市场上作为寡头的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暂不考虑实施关税减免。否则，一方面会导致关税政策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大豆国际市场价格可能会被抬高，这将使得中国在大豆定价权方面处于更加被动的状态。

（3）增加大豆替代品进口和消费。从豆油来看，作为植物油的其他品种，棕榈油、菜籽油、棉籽油、花生油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豆油；从豆粕来看，饲料中蛋白原料不仅只有豆粕，还有菜籽粕、棉粕、葵仁粕等其他杂粕。一般饲料中豆粕使用较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价格便宜。因此，在豆粕价格上升时可考虑增加其他替代品进口。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罗亚杰、涂涛涛、郑裕璇，基于WITS-SMART模型的中国大豆进口关税调整策略研究，《大豆科学》2019，38（5）：793-805

• 参考文献、注释、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略，格式有较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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